無論你在哪個國家，在商場購物時你會發現，眾多產品，從低檔到高檔，多數都是由中國制造。

在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中，價格低廉且技能熟練的工人，造就了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但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盡管外商直接投資大量進入中國，中國本土的民營企業卻沒有憑借本土市場的巨大潛力而取得高速發展。很多銷往世界各地的商品都是在中國制造的，但很少是由中國本土企業生產的。

為什么“中國制造”并非中國企業制造？

規模是衡量企業成長潛力的重要指標之一。通過對比發現，盡管印度的經濟總量不到中國的1/2，并且增長率較低，但印度目前已擁有許多在全球范圍內具有競爭力的大企業。

韓國與印度情況相似。韓國的經濟起飛于上世紀60~80年代。在這一時期，形成了很多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企業，比如現代汽車和三星電子。

中國創造了從1978年至今30多年的“經濟奇跡”，卻幾乎未能產生具有類似國際競爭力的本土企業集團。幾乎所有中國大型企業都是國企，它們之所以能成為大企業，主要原因在于被賦予了壟斷地位。簡言之，中國經濟已經起飛，但中國的企業卻沒有起飛。

盡管政府的目標不是也不應該是企業規模，無論經濟增長是由眾多中小企業推動，還是由少數的大企業獨木擎天，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經濟本身在增長。但是，在中國，為什么在如此有利的條件下，卻無法產生出有競爭力的企業？問題出在中國經濟體系的低效上。

首先，中國的商品和資本市場都很不完善，而且在30多年的改革之后日益零散。一個戲劇性的例子是，在政府對高速公路、機場貨運設施和鐵路進行大量投資的同時，同期貨物運輸的平均距離卻縮短了。零散的市場使得中國企業難以擴展到本地之外，更難以成長為有規模的企業。

其次，中國的金融體系在分配巨大的儲蓄資產方面異常低效。金融體系將自己的信貸資產和投資分配到低效領域——國有企業，并且拒絕了民營企業的信貸需求，其結果是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都沒有形成競爭力。

這又將我們帶回到本文最開始的觀點，即為什么中國的商品充斥于世界各地的市場，但這些商品卻并不是由中國的本土企業制造的？因為一方面中國的本土企業沒有競爭力，另一方面外國企業發現，在中國投資和生產是非常有利可圖的，它們對資本和勞動力的利用更加有效，而且對市場機會的反應速度也更快。

中國企業的情況卻是：國有企業并不擔心自己的效率，而且缺乏市場意識；民營企業雖然具有較好的“軟件”，卻往往受制于無法獲得足夠的資源而難以擴大投資。

中國為什么沒有大型民企？

毫無疑問，中國民營企業進入市場的速度是驚人的。

20世紀80年代，集體企業，特別是鄉鎮企業的成長非常迅速。在《中國的奇跡》一書中，經濟學家林毅夫、蔡和李周肯定了中國非國有部門的增長業績。數字表明，在1978~1992年，中國的非國有部門在工業總產值方面所占的比重從22.4%上升為51.7%。

然而，如果我們再從微觀層次上去觀察，就會看到不同的情形：民營企業比重的迅速上升，主要是由于新興民營企業的增加，而不是現有民營企業的成長。數量增加和發展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正如一個孩子的降臨并不意味著他就一定能夠健康成長一樣，民營企業的快速增加也并不意味著有競爭力的企業必然會出現。要想培育出有競爭力的企業，就必須具有高效的金融體系、明晰的產權結構和保護民營企業的制度環境。

在中國所有的企業中，民營企業最有機會成為有競爭力的企業。但事實是，中國經濟已經經歷了30多年的持續快速增長，而且在某些行業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生產者，卻沒有產生幾個真正由中國人自己掌控的世界級民營企業。單個民營企業的規模之所以都不大，很有可能是因為中國的經濟體系對這些民營企業的成長存在實質性的限制。

中國大多數民營企業的規模都只有幾百萬元，相當于北京或者上海市區一套普通住宅的市值。民營企業中的絕大多數都是個體經濟，這些個體經濟主要由業主自行經營，并不大規模雇用員工。從整體上看，大多數民營企業都在從事小規模的第三產業，比如餐飲和小型零售業。從數量上看，到20世紀90年代后期，這些小型的從事服務業的民營企業占到民營企業總數的56%。雖然經歷了這么多年的改革，民營企業在資本密集型的行業中所占的比重仍然極小。

除了企業規模外，其他指標也披露了同一事實。國際金融公司（IFC）對中國民營經濟部門所作的研究表明，中國民營企業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不規范性。它們基本上都是由家庭所有和經營，并故意把自己搞得不透明，經常有三套會計資料：一套給政府看，一套給銀行看，一套給自己看。這些民營企業的真實地位往往與法律地位不一致，并經常轉移自己的業務重心。與其他國家的民營企業相比，中國民營企業過分依賴內部融資，很少能夠活過企業生命周期的初創階段。

所有這些特點，要么是在缺乏明晰的產權制度情況下的權宜之計，要么是這種權宜之計所造成的后果。民營企業家經常不得不將他們的企業登記為集體制（被稱為“紅帽子”），以獲得專屬于國家控股企業的市場和金融資源；為了避免制度風險，民營企業必須多元化發展；盡管中國的金融資源很豐富，但由于民營企業得不到支持，因此它們不得不依賴內部融資；由于無法獲得上市名額，家族所有制就成了解決委托和代理難題的少數手段之一。

不利的商業環境阻礙了中國民營企業的發展。到2010年，中國大陸企業進入美國《財富》雜志世界500強名單的數量為44家，但其中除沙鋼和華為外，其余均為央企。而印度企業的情況卻是，2010年印度企業只有8家進入500強，在總體規模上雖然落后于中國，卻包括三家民營企業—塔塔鋼鐵、塔塔汽車和信誠工業，而且印度上榜民企年銷售收入也高于中國民企。

當然，塔塔集團的歷史要長得多，可以上溯到殖民地時期。但是，我們應該注意到，印度也有一些歷史不長，但是卻在不斷發展的企業，例如Infosys公司。

或許有人會認為，由于塔塔集團是綜合性的商業集團，因此它自然比通常經營單一業務的中國民營企業規模更大。但是，如果說綜合性的商業集團在發展中國家更有理由發展壯大的話，那么我們應該深思的是：為什么中國的民營企業未能發展成這種模式？

中印之間的這種差異值得深思，因為從大環境上來說，中國比印度有更大的優勢：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更快；中國國內生產總值是印度的兩倍多；由于政策的支持，中國在對外貿易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方面的“硬環境”更優越。

成長的秘密

衡量改革成效的一個關鍵指標，是私有經濟部門的蓬勃發展。從這個指標來看，中國目前遠遠落后。

在最近幾年中，中國政府已經開始重視民營企業發展，并且鼓勵民營企業兼并收購小型國有企業。但是在改革的大多數年份里，中國民營經濟部門總是在意識形態方面被質疑，而且被困擾于嚴厲的管制和金融支持方面的歧視。結果，相對于中國的市場潛力，民營企業這種最具有企業家驅動和市場驅動特征的企業形式，在發展程度上卻遠遠落后。

一個明顯的事實是，雖然中國已經成為對跨國公司有吸引力的制造基地，中國自己卻缺乏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企業。雖然少數一些企業，如海爾、華為和聯想，近年來走向了世界商業舞臺，但這類企業非常少。另外，這些企業在20世紀80年代并沒有獲得中央政府的有力支持。反之，那些受到中央政府支持的企業卻沒有一家成功。

改革滯后的另一個表現是，外國投資者所遇到的很多障礙在過去的20年中都消除了（中國為了兌現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承諾，這些障礙還會進一步消除），而國內投資者仍然遇到很多方面的投資障礙。政府的各級官員都熱衷于會見外國投資者，國內私人投資者卻仍然會遇到法律和金融體系方面的限制。地方保護主義近年來雖然大大弱化了，但仍在很大程度上阻礙著國內資本的流動。如果政策制定者能夠更有效地解決這些問題，而不是僅僅追求外資的增長，國內經濟發展效率就會取得實質性進步。

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只是促進經濟發展的手段，而不是目的。由于中國是一個巨大的經濟體，長期來看，一個良好的國內商品和資本市場應該比國外市場更重要。

目前，在很多方面，印度還無法與中國相比，但有一個例外：印度對自己的民營企業沒有意識形態方面的歧視。因此，印度目前就已經有幾家由印度人控制和管理的世界級企業：在軟件領域，Infosys公司和Wipro公司在全球范圍內提供低成本但質量很高的產品和服務；在醫藥和生物技術領域，Cipla公司、Ranbaxy Laboratories公司和Biocon公司的某些產品可以直接對抗跨國企業，并且已經開始逐步贏得這場激烈的競爭。

印度的體制改革也取得了實質性的進展。根據里昂證券的一項關于新興市場公司治理的研究，在25個被調查的國家中，中國排名第19位，而印度排名第6位。

另外，盡管印度的增長率只有中國的80%，但印度是在儲蓄率只有大約中國的一半和外商直接投資不足中國1/10的情況下達到這一增速的。這表明，印度對資本的使用更加有效。

中國的問題并不在于直接投資不夠多，而在于政策制定者并沒有解決體制的內在扭曲，民營企業快速成長的良好環境尚未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