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見1：企業道德無足輕重

　　“當價值在政治和道德的語境中替代了美德，就加劇了社會的非道德性。當我們混淆了善與惡時，當美德與邪惡的界限不明時，我們只有干巴巴地談論價值而沒有道德的提升�！�

　　誰也無法否認，在過去20年間，企業對于價值的討論，以及為了擬定、宣傳“價值陳述”而投入的精力都有了大幅增加。但同樣明顯的一個事實是當前企業的道德水準比大肆談論價值的潮流開始之前高不了多少，甚至出現了道德滑坡的現象。這與其鼓吹的內容相比似乎很矛盾。

　　實際上，我們或許能夠發現我們談論道德的時間越多，我們的行為體現出來的道德就越少。正如散文家拉爾夫·愛默生所說的那樣：“他越是大聲談論他的榮譽，我們越不能在意。”

　　“價值”這個詞匯的用法出現了一個微妙的變化。在較早的時候，“價值”是個單數名詞，描述的是某個事物的意義和有用性。比如，我們會談論某些行為方式的價值（比如合作或勇敢）或者某些財產的價值（比如企業和不動產）。但是，現在它卻變成了一個復數名詞，應用到個人和組織身上，以概括其信念、態度和傾向。

　　我的價值跟你的價值不同。企業想方設法為自己設定不同于其他企業的價值，導致我們選擇價值就像選擇衣服那樣隨意。價值有了市場，可以提供多種選擇，而且每個人都被鼓勵謹慎地選擇自己的價值，別人會根據我們選擇的價值來評判我們。換句話講，價值已經市場化、貨幣化、大眾化、相對化了。價值曾經具有的道德基石已經喪失了。

　　傳統上來講，人們并不認為美德是在多個選項中作出的選擇，而是認為美德是一種來之不易的習慣。正因為如此，美德才倍加稀少、珍貴，才更加為人稱道。美德是通過勤勞、謙遜獲得的習慣，不是生活偏好、短暫的風尚或者實現一個目的的手段。美德更像是人們的信仰、習慣和義務。

　　價值與美德的區別類似于個性與品德的區別。幾乎可以肯定地說，企業業績更多地取決于美德，而不是價值；更多地取決于員工的品德，而不是個性。

　　偏見2：管理者必須狂熱地忙碌

　　“一般情況下，我們似乎自然而然地會通過增加機制的數量來解決我們的問題。”

　　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把生產率和急迫、速度、更短的交付周期、更快的循環以及忙碌的精神等同起來。人們經常提出的要求不是提高這，就是增加那比如，增加精力投入，提高敬業程度，提高主動性，實現更多改變等。

　　“我們會更加努力”已經成為世界各地管理人員心照不宣的標語。但凡有點空閑時間，總會有些人不想從狂熱式的忙碌中停歇下來，從而提出了一些新要求、新挑戰、新目標、新標準、新鼓勵，希望用噪聲和躁動打破空閑時間的靜默。無論任何地方，形形色色的組織都充斥著“變革倡議”。

　　眾所周知，在托尼·柿萊爾擔任首相期間，英宣了很多倡議。曾為政客、后來轉而從事新聞工作的馬修·帕里斯總結出布萊爾時期的幾種典型的倡議，他稱之為“瞎折騰”，具體包括：

　　1.部門重組。一個被沮喪、焦慮折磨的人往往會不南自主地做一些清掃灰塵、把東西重新打包、沖咖啡、把家具搬來搬去等瑣碎的事情，而布萊爾所搞的部門重組就是這種非理性的沖動在政治上的表現。

　　2.頻繁任命。布萊爾在任時，任命了多個高官、總裁、兒童部長、特別工作組，似乎任命本身就能解決問題。

　　3.設立調查委員會。布萊爾在任時，設立了多個監督、審議和匯報的委員會，這樣導致的結果就是把令人尷尬的問題無限期地擱置了起來。

　　4.作出不可能實現的承諾。布萊爾時期，經常見諸報端的就是發布了這個計劃或者那個計劃，而不是實現了什么計劃，他還經常設定一止匕宏偉的目標，描述一些崇高的使命，但大多是空頭支票。

　　實際情況是，對很多企業而言，如果其組織程度能夠降低一些，那么其業績就會更好。我們不妨看看艾德萊·史蒂文森曾經說過的一句話。當別人問他，如果能夠成功當選美國總統，會有哪些計劃，他回答說“收斂鋒芒，無為而治”。

（編輯：愛動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