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鴻對美術教育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特別是對云南藝術貢獻了自己的青春！
　　早在1932年，云南富民縣永定鎮的貧苦農家子弟廖新學考入南京大學藝術系，就榮幸地親炙徐悲鴻等著名畫家的指點和教誨，打下了素描和油畫創作的堅實基礎，為日后的出國深造創造了有利條件。臨出國前，徐悲鴻向他建議道：去法國，最好是學雕塑，中國很需要雕塑人才。1934年6月，廖新學即遠赴法國求學。經過一年多的勤學苦練，1936年2月28日，廖新學終于遵照恩師徐悲鴻的意見，以優異的成績考取了巴黎高等美術學院雕塑專業。1937年，廖新學創作的半身男雕像和半身女雕像分別榮獲春季沙龍獎與世界博覽會銀質獎。1942年，他以自身為原型的人物雕塑《牧牛郎》又榮獲沙龍金質獎。1945年，他創作的《黑天鵝》雕塑獲“沙龍藝術之友”金獎。1946年，他的男雕立像《擲鐵餅者》獲秋季沙龍金質獎，被《巴黎報》英法文版贊譽為“歐洲最有影響的中國雕塑家之一”，稱他是“中國美術家中的奇才”。
　　1948年2月廖新學回國，年底在昆明勝利堂舉辦了個人畫展，當代著名畫家張建中、姚鐘華、郎森等對那次畫展記憶深刻，認為廖新學的經歷和創作對他們的藝術人生都有很大的影響。1952年，廖新學任昆明師范學院教授，主持創建藝術科并任科主任。云南藝術學院就是1959年在昆明師范學院藝術科的基礎上創建的。云南藝術學院美術系主任張元真教授等一批雕塑家、畫家均為廖新學的學生。
　　1942年春，徐悲鴻出訪印度、新加坡后取道緬甸回國，曾在云南西部的保山、大理舉辦畫展和美術教學活動。
　　同年3月6日起，徐悲鴻在保山荷花池畔的“新運服務所”舉行勞軍畫展，在8間展室中共展出600多幅名貴畫作，在不到一個月內觀眾達30余萬人次。徐悲鴻將畫展門票及賣畫收入全部捐獻慰勞抗戰將士。在保山期間，青年學生趙國亞、王德鴻等曾多次向徐悲鴻聆教繪事，徐悲鴻教他們如何用墨、用色，如何寫生，乃至傳授畫馬、畫竹的絕技。趙國亞回憶道：徐先生對我們的求教沒有絲毫推辭、敷衍之心，總是真心誠意，寬厚仁和，掏懷以示，一點沒有大畫家的派頭。徐悲鴻還贈給趙國亞一幅奔馬圖，題寫了對聯“敝廬何必廣，壯圖在自強”，又在趙國亞的紀念冊上書寫：“民奮發則國昌”。徐悲鴻先后致趙國亞書信達12封之多，并寄贈過油畫顏料。
　　徐悲鴻在大理停留的月余時間，舉行了一次義賣，共賣出50多幅畫，當時最好的一匹馬的市價不過80銀元，而徐悲鴻筆下的一匹馬卻能賣到300銀元。他將全部收入2萬多銀元通過富滇銀行匯往總部設在昆明的云南省各界抗敵后援會。
　　1939年3月至1946年，私立華中大學（后改為華中師范大學）應大理的開明人士、富商董澄農等商幫的熱忱邀請，從武昌遷徙到大理喜洲鎮辦學，校址即現今的大理二中。這對于大理乃至整個滇西地區的文化教育事業都是幸事。雖然當時校舍和教學設施比較簡陋，但是深得有識之士與當地群眾的支持和厚愛。徐悲鴻就親自到華中大學講授美術課，他為了感謝董澄農對文教事業的資助和扶持，曾以本地馬為原型創作了一幅《滇馬》贈送之，至今傳為佳話。2009年1月，中央電視臺“探索·發現”節目還專題播映和贊揚了當年徐悲鴻親臨華中大學講課以及為董澄農先生畫《滇馬》的史實。
　　抗戰期間，徐悲鴻在昆明的社會活動和藝術業績更是應當載入史冊的。“1942年春，徐先生在昆明武成路華山小學大禮堂舉行抗日勞軍畫展，作品百余件。其中大幅國畫有《九方皋》、《愚公移山》、《群馬》等，大幅油畫有《徯我后》、《田橫五百士》等。質量之高，冠絕一時，萬人空巷，觀者如堵，轟動了南國邊疆。”其中最值得記憶的是徐悲鴻對青年畫家袁曉岑的鼎力指教和重要影響。
　　袁曉岑（1915—2008）出生于貴州省普定縣的一個農民家庭，從小喜愛美術，自學成才，1938年考入云南大學文史系，以賣畫收入供給自己讀書。1940年與熊秉明、劉文清、邵芳、孫福熙、周霖等組成谷風畫社，舉辦勞軍畫展。1941年，為支持熊慶來夫人捐資修建彌勒大橋，參加谷風畫社舉辦的義賣畫展，這次展品多數出自熊秉明、袁曉岑之手，也有熊慶來珍藏多年的畫作，甚至包括了徐悲鴻等名家的精品。1942年，27歲的袁曉岑聞知他仰慕已久的徐悲鴻來到昆明，并由其好友、云大校長熊慶來安排在本校映秋院下榻，就決心向這位近在咫尺的著名藝術家拜師求教。于是在熊慶來的引薦下，袁曉岑由熊慶來之子熊秉明陪同，帶上自己的畫作登門拜訪了徐悲鴻。那幅國畫以水墨為主，略施淡彩，描繪了一匹駿馬正優游自在地在河邊飲水。徐悲鴻認真審視后，微笑著說：“你畫的馬是中國馬，而我畫的是西洋馬。”接著他拿出他的速寫本，翻開一幅馬的速寫圖給袁曉岑看，叫他要多畫速寫，多對實物寫生，作畫時注意輪廓線條與光影的關系，最好畫出雕塑感來。徐悲鴻還將這些速寫本借給袁曉岑帶回家去慢慢琢磨、體會。
　　有時候，徐悲鴻帶袁曉岑出外寫生，或者當面作畫示范，耳提面命、現身說法，使袁曉岑得以耳濡目染、心領神會。有一次，袁曉岑觀摩徐悲鴻畫水牛，只見桌案上平鋪四尺宣紙，硯墨水色齊備，徐悲鴻手不停揮，筆參造化，一頭耕牛倏忽成型，躍然紙上，不料即將完稿之際，一滴墨水不慎灑于畫面的空白處，袁曉岑頓時一驚，心中暗自惋惜，徐悲鴻卻鎮定自若，慧黠地默然一笑，稍作凝神沉吟，就從容操筆將牛之尾尖甩向墨點誤落之處，并題款曰：“悲鴻寫泥牛”。原為瑕疵的墨點隨即成了牛尾甩出的泥水，真乃弄拙成巧，天衣無縫，妙趣橫生。
　　徐悲鴻在昆明期間，曾贈送袁曉岑兩件作品：一幅是在新加坡畫的《雙鵝圖》，描繪兩只大白鵝正悠然自得地在水塘中嬉戲，上題“悲鴻作于星洲”；一幅是《立馬圖》，題款為“曉岑仁弟存”。另贈兩張照片：一為《田橫五百士》；一為徐悲鴻最具代表性的奔馬圖。
　　袁曉岑在1994年出版的《袁曉岑國畫雕塑集》“自序”中，曾回顧了徐悲鴻的教誨和勖勉對其藝術創作的深遠影響：“1941年至1942年讀大學時，徐悲鴻先生漫游海外歸來，居昆明云南大學，由熊慶來先生之介紹，得受教于悲鴻先生，于西法寫生與藝術理論，面聆教導，獲益頗多……此后之創構，在傾向于嶺南畫派之基礎上，更強調師法自然，強調筆墨之傳統功力，強調描繪對象之結構，強調簡練概括，進一步追求自己的藝術道路。此為予畫風之一大轉變也。是時，予將所作雕塑請教于悲鴻先生，頗蒙贊許，并承其介紹法人魯德、巴里、羅丹、蓬蓬等人之作品，故除繼承中國石刻、泥塑之優良傳統外，更吸收西方雕塑之長，因而對雕塑興趣大增……從此至大學畢業，惟有師法自然，潛心繪事。正如悲鴻先生所云：田野牛馬，籬外雞犬，皆吾之習師也。予經常飼養籠鳥，以作觀察寫生之師，曾先后飼養孔雀、蠟嘴、八哥、鴿子、白鷺等等……其時多畫工筆孔雀，每小時畫尾翎四片，畫畢與真翎共貼于壁上，直至遠看頗為近似方才罷休。此時之作所追求者為形神兼備、氣韻生動，以求工而不板，艷而不俗，力求擺脫前人窠臼……”可見，袁曉岑后來成為一手雙絕的國畫兼雕塑大師和著名教授，是與徐悲鴻的直接指引和教導分不開的。
　　2009年夏天，我的一位學生張曉誠為創作有關徐悲鴻的電視劇，專程到北京拜訪了廖靜文女士。當他們共同回顧徐悲鴻先生在云南的那些往事時，都為這位藝術大師的博大愛心和人格魅力而感慨不已。徐悲鴻先生對于云南藝術教育的歷史功績，是我們所銘記不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