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的阜陽劣質奶粉事件引起全國對奶粉安全領域的關注，事情雖然已經過去但這一事件帶來的影響并非只是一堆冰冷的數據，提高了當地及全國民眾對待食品安全的警惕。

毒奶粉事件的警示意義當然不應輕易否定。正如新聞所描述的，當地民眾對于食品安全的警惕和育兒經都已發生改變，“去商店買食品主動索要收據或發票”“給孩子買進口奶粉喂養”……實際上，這種改變不限于當地民眾，毒奶粉事件后，整個社會的消費觀以及對食品安全的警惕，提到空前的高度，不僅人們的育兒經在逐步告別以往粗放的方式，對奶粉的警惕也輻射到其他食品領域，消費成為一種更加理性、審慎的行為。

趨于理性、審慎的消費觀，無疑會對奶粉產業嚴格自律形成倒逼，也會對監管者堅強把關責任形成驅動力，這也可以說是一種改變，只是這種改變是否已經足夠深刻？這個問題的答案其實早就埋在了國產奶粉信任闕如的市場環境中�？梢哉f，毒奶粉帶來的改變，依舊只是一種消費意義上的變革，而非產業意義的。揆諸現實，在國產奶粉套貼外國品牌、違規添加、糾纏于行業標準等陰影之下，人們正在逐步逃離，在選擇羊奶粉、跨境代購等行為中，投出了自己的信任票。國產奶粉的信任寒冬，提示著那場傷害其實并未走遠，傷害背后扭曲的商業價值觀以及奶粉監管鏈條的罅隙，足以說明奶粉行業并沒有就此得到救贖。

實際上，奶粉行業的問題以及人們的應對之舉，只是代表性的互動模式之一。現實中，囿于對食品安全草木皆兵的惶恐，以改變生活方式的方法躲避問題食品的例子實在太多：比如與郊區田農對接，尋求綠色專供；或者避而不食；或者自力更生、自給自足，牛奶有問題就自養奶牛，蔬菜有問題就在陽臺、房頂自種蔬菜。餐桌自救成為一種新趨勢，人們在對食品生產的介入中，獲得對食品安全的信任。這種生活方式的重構，本質上與“大頭娃娃”受害者家屬那種消費觀的重構如出一轍，它都代表了食品危機下信任無處安放的焦慮與逃遁。

對問題食品的逃離固然可以形成行業性的倒逼，不過這種逃離成本未免過高，而且在一個分工日益緊密的社會環境下，這種逃避本身不太可能，比如很多問題食品是源頭性污染的產物，自己養奶牛，不能保證飼料沒問題；自己種蔬菜，不能保證土壤無污染。食品安全上，不可能存在一個世外桃源，完全擺脫工業社會的各種污染或致毒要素。正因如此，對產業自律以及監管責任的反向叩問，才顯得如此重要，在食品安全上，人們都沒有理由以犧牲自我的改變來換取一種可能的安全。

不論如何，被毒奶粉改變的，不該只有消費觀，也不該只有一個地區的監管和產業生態。作為一個轟動全國的食品安全公共事件，毒奶粉事件應該促進行業性的徹底重生。